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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面試完直到把報告寄出去前, 我做的就是標題裡面那些事; 按下mail上的"Send"後, 唯一的感想就是:
"ㄢˋ! 再叫林北寫東西就要算錢了!!"
總之, 全文如下:
去年十一月底，韓國職棒的三星獅隊來台灣與兄弟象隊進行三場友誼賽。
兩隊都是擁有超人氣球星以及顯赫戰績的職棒隊伍，尤其是兩隊的總教練：三星獅的宣銅烈與兄弟象的林易增都曾經是國家隊的常客，在各種國際賽事中多次對陣過；因此，雖然只是兩支球隊的交流切磋，實際上卻是台灣與韓國兩地棒球實力的相互較勁。
結果出人意料：中華職棒的兄弟象隊，居然落得三連敗的戰績。
球場上勝敗乃兵家常事，但韓國在金融風暴後的急速發展，已經對台灣構成了各個層面的威脅；棒球，只是其中一項。
以韓國最大的企業－三星集團（Samsung）為例，事業版圖橫跨手機、半導體、液晶面板、家電，去年總營收高達七百八十億美金，毛利也有兩百七十億美金；反觀台灣，一直把三星當作假想敵的明基，去年的總營收只有五十五億美金，毛利更只有六億五千多萬美金，規模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
打開電視，韓劇已經取代日劇，成為台灣人的最愛；現在話題討論的焦點是「冬季戀歌」、「大長今」；還有「魚」、「太極旗」、「實尾島風雲」等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台灣電影卻是每況愈下，慘澹經營。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Korean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的資料顯示，韓國的平均國民所得已經從一九九八年的七千多美金成長到二○○四年的一萬四千多美金，超越台灣的一萬兩千美金；在IMD剛出爐的世界競爭力報告中，韓國也從去年的第三十五名進步到今年的第二十九名。今天的韓國，各項成就讓世界各國不敢小覷。
他們究竟怎麼辦到的？
韓國與台灣非常相似：傳統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環境上地狹人稠，天然資源稀少；歷史上都曾經被日本殖民，在二次大戰後歷經過軍事強人的統治，也都有過一段艱難的民主化歷程。
至於經濟上，韓國也和台灣一樣，非常仰賴對外貿易，經濟成長全由進出口貿易來帶動。 然而，韓國採用了與台灣迥然不同的產業發展策略，這要從朴正熙政府的四期五年經濟發展計畫談起。
朴正熙於一九六一年發動政變，並在一九六三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他上台後制定了四期的五年經濟發展計畫；尤其是在第二（一九六七～一九七一）以及第三期（一九七二～一九七七），全力發展石化、電子、造船、鋼鐵、電力等重工業，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也從一九六一年的13.5%，成長到一九八一年的30%。
為了達成目標，韓國的執政當局選擇扶植大企業，希望藉由大企業的雄厚資本與生產規模帶動產業發展。在政策指導下，大宇、現代等公司在七○年代進入汽車、化學與造船領域，成為引領相關產業發展的主力；同時，韓國政府也透過限制工資成長、優惠融資、租稅減免等措施給予支持。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之下，所謂的「財閥式企業」於焉形成。原本以農業為主的韓國，也在政府銳意發展外銷事業、大企業與重工業後，脫胎換骨成一個工業化國家。
相對的，台灣在七○年代推動的十大建設，將石化、造船、煉鋼等資本密集的產業以國有方式經營，在政策上也不鼓勵民間出現大型企業；因此，今日台灣的大企業仍然以國營為主。
然而，向來義無反顧支持大企業的韓國，終於也踢到了鐵板。
如果說，一九五○年的韓戰是老一輩韓國人共同的傷痕，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就是新一代韓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經過數十年計畫式經濟後，韓國的政府與企業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政策護航之下，韓國企業一味追求規模，卻忽略了提昇生產力；為了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政府更強迫銀行提供低利率優惠貸款，於是當時大多數的企業都是以舉債來取得營運所需的資金，銀行也不得不一再將人民的儲蓄投入這個無底洞中，成為金融體系的惡性循環。
一九九七年，韓國的第八大財團起亞（KIA）因無法履行一筆六十八億美金的貸款宣告倒閉；同年底又有兩家大財團跟進。此時，韓國政府仍然採用以往的作法－要求債權銀行繼續供應財團資金，並維持他們的信用額度，增加金融體系的壓力；此時東南亞國家又傳出匯率失守，引起國內外投資人恐慌，於是銀行的韓圜存款大量被換匯成美元，韓國中央銀行企圖死守八百韓圜兌一美元的底限，也在十月底宣告瓦解。在此期間，韓國共損失了高達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
同年年底，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一筆五百五十億美金的援助，創下IMF的最高紀錄，同時韓國政府也被迫接受IMF各種金融改革的條件；許多韓國人將此事件視為國恥。
但令人驚異的是，韓國在短短三年內就償還了IMF的借款；韓國不但沒有從此一蹶不振，反而是最先走出金融風暴的國家。
韓國之所以能迅速復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推動的改革措施，如金融機構整併、設立金融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ttee)、保障工作權、加強公司治理、改善政府效率等；而金融風暴也激起了韓國人的自尊心，全國無不希望早日脫離IMF的監督，甚至有號召人民將美金存入銀行的行動。堅強的民族性，才是韓國能夠愈挫愈勇的關鍵。
二○○二年，當韓國人民為世界盃足球賽瘋狂時，韓國的GDP與平均國民所得都回復到金融風暴前的水準，外匯存底甚至達到一千兩百億美金。
如果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當作分水嶺，在這之前的五十年內台灣與韓國的發展可說是各有千秋；之後台灣就拱手讓出了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寶座；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台灣與韓國都是由政府主導產業走向，民間企業加以配合，這種模式一直運作良好，也分別創造了「台灣奇蹟」和「漢江奇蹟」；但台灣自從解嚴之後社會風氣急速開放，劣質民主造成人民對政府失望，政黨輪替後財經官僚職位多成為選舉酬庸的籌碼，使企業不再信服政府的政策；相對的，韓國企業與人民始終信任自己的政府，即使在金融風暴中，仍然貫徹既定政策。
再者，韓國的集團式企業相對於台灣企業，就像是航空母艦艦隊群對上驅逐艦。驅逐艦活動迅速，但是無法攻城掠地；航空母艦速度較慢，卻可以很有效的執行進攻或固守策略；當前台灣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仰賴的都是一或兩種產品，不但影響力小，也無法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市場；反觀韓國企業的多樣產品線，除了可以互相拉抬，擴大影響力之外，更由於規模龐大，企業得以享有製造與研發上的規模經濟。未來，台灣廠商的品牌之路將更加崎嶇。
最後，政策品質決定了台灣與韓國的優勝劣敗。以近幾年熱門的韓國電影為例，韓國在一九七二年就制定了「文化藝術振興法」，明訂政府必須在資金與技術方面援助文化產業；之後從金泳三總統就有系統地提出對電影業的振興方案，包括以減稅等優惠鼓勵企業拍片、重組韓國電影振興協會（KOFIC）、實施銀幕配額制度、籌辦國際影展，造就了今日韓國電影的榮景；反觀台灣，新聞局的輔導金聊勝於無，根本無法帶動台灣電影工業的發展。
把眼光放到未來：韓國的商業工業及能源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提出「Toward A 2010」計畫，期望在西元二○一○時，韓國成為世界上四大工業強國之一，貿易額增加至美金六千億，內容更包含了從半導體到電子商務發展的指導方針；台灣則是在設立新竹科學園區之後就少有政策上的佳作，雖然新政府提出了「兩兆雙星」、「挑戰2008」、「新十大建設」等方案，也多的讓不了解到底主軸為何。
當韓國上至政府下至企業個人都準備好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內部還在為意識形態爭論不休，政策渾沌不明，企業無所適從；有不知所措的人，更有絕望離開的人。面對芳鄰的虎視眈眈，台灣，已經浪費了好幾年。
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曾是東亞遏止共產勢力擴張兩股最重要的力量；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經濟利益掛帥，曾經是兄弟之邦的兩國，斷交至今已將近二十年。昨天韓國曾經是熟悉的朋友，今天的韓國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天的韓國更是最有可能成為繼日本之後亞洲下一個已開發國家。我們擔心的，不是韓國對台灣造成的威脅；而是如果有一天，韓國不再把台灣當作威脅，我們還有什麼地方能去？
"ㄢˋ! 再叫林北寫東西就要算錢了!!"
總之, 全文如下:
去年十一月底，韓國職棒的三星獅隊來台灣與兄弟象隊進行三場友誼賽。
兩隊都是擁有超人氣球星以及顯赫戰績的職棒隊伍，尤其是兩隊的總教練：三星獅的宣銅烈與兄弟象的林易增都曾經是國家隊的常客，在各種國際賽事中多次對陣過；因此，雖然只是兩支球隊的交流切磋，實際上卻是台灣與韓國兩地棒球實力的相互較勁。
結果出人意料：中華職棒的兄弟象隊，居然落得三連敗的戰績。
球場上勝敗乃兵家常事，但韓國在金融風暴後的急速發展，已經對台灣構成了各個層面的威脅；棒球，只是其中一項。
以韓國最大的企業－三星集團（Samsung）為例，事業版圖橫跨手機、半導體、液晶面板、家電，去年總營收高達七百八十億美金，毛利也有兩百七十億美金；反觀台灣，一直把三星當作假想敵的明基，去年的總營收只有五十五億美金，毛利更只有六億五千多萬美金，規模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
打開電視，韓劇已經取代日劇，成為台灣人的最愛；現在話題討論的焦點是「冬季戀歌」、「大長今」；還有「魚」、「太極旗」、「實尾島風雲」等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台灣電影卻是每況愈下，慘澹經營。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Korean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的資料顯示，韓國的平均國民所得已經從一九九八年的七千多美金成長到二○○四年的一萬四千多美金，超越台灣的一萬兩千美金；在IMD剛出爐的世界競爭力報告中，韓國也從去年的第三十五名進步到今年的第二十九名。今天的韓國，各項成就讓世界各國不敢小覷。
他們究竟怎麼辦到的？
韓國與台灣非常相似：傳統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環境上地狹人稠，天然資源稀少；歷史上都曾經被日本殖民，在二次大戰後歷經過軍事強人的統治，也都有過一段艱難的民主化歷程。
至於經濟上，韓國也和台灣一樣，非常仰賴對外貿易，經濟成長全由進出口貿易來帶動。 然而，韓國採用了與台灣迥然不同的產業發展策略，這要從朴正熙政府的四期五年經濟發展計畫談起。
朴正熙於一九六一年發動政變，並在一九六三的總統大選中獲勝；他上台後制定了四期的五年經濟發展計畫；尤其是在第二（一九六七～一九七一）以及第三期（一九七二～一九七七），全力發展石化、電子、造船、鋼鐵、電力等重工業，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也從一九六一年的13.5%，成長到一九八一年的30%。
為了達成目標，韓國的執政當局選擇扶植大企業，希望藉由大企業的雄厚資本與生產規模帶動產業發展。在政策指導下，大宇、現代等公司在七○年代進入汽車、化學與造船領域，成為引領相關產業發展的主力；同時，韓國政府也透過限制工資成長、優惠融資、租稅減免等措施給予支持。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之下，所謂的「財閥式企業」於焉形成。原本以農業為主的韓國，也在政府銳意發展外銷事業、大企業與重工業後，脫胎換骨成一個工業化國家。
相對的，台灣在七○年代推動的十大建設，將石化、造船、煉鋼等資本密集的產業以國有方式經營，在政策上也不鼓勵民間出現大型企業；因此，今日台灣的大企業仍然以國營為主。
然而，向來義無反顧支持大企業的韓國，終於也踢到了鐵板。
如果說，一九五○年的韓戰是老一輩韓國人共同的傷痕，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就是新一代韓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經過數十年計畫式經濟後，韓國的政府與企業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政策護航之下，韓國企業一味追求規模，卻忽略了提昇生產力；為了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政府更強迫銀行提供低利率優惠貸款，於是當時大多數的企業都是以舉債來取得營運所需的資金，銀行也不得不一再將人民的儲蓄投入這個無底洞中，成為金融體系的惡性循環。
一九九七年，韓國的第八大財團起亞（KIA）因無法履行一筆六十八億美金的貸款宣告倒閉；同年底又有兩家大財團跟進。此時，韓國政府仍然採用以往的作法－要求債權銀行繼續供應財團資金，並維持他們的信用額度，增加金融體系的壓力；此時東南亞國家又傳出匯率失守，引起國內外投資人恐慌，於是銀行的韓圜存款大量被換匯成美元，韓國中央銀行企圖死守八百韓圜兌一美元的底限，也在十月底宣告瓦解。在此期間，韓國共損失了高達三百億美元的外匯存底。
同年年底，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一筆五百五十億美金的援助，創下IMF的最高紀錄，同時韓國政府也被迫接受IMF各種金融改革的條件；許多韓國人將此事件視為國恥。
但令人驚異的是，韓國在短短三年內就償還了IMF的借款；韓國不但沒有從此一蹶不振，反而是最先走出金融風暴的國家。
韓國之所以能迅速復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推動的改革措施，如金融機構整併、設立金融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ttee)、保障工作權、加強公司治理、改善政府效率等；而金融風暴也激起了韓國人的自尊心，全國無不希望早日脫離IMF的監督，甚至有號召人民將美金存入銀行的行動。堅強的民族性，才是韓國能夠愈挫愈勇的關鍵。
二○○二年，當韓國人民為世界盃足球賽瘋狂時，韓國的GDP與平均國民所得都回復到金融風暴前的水準，外匯存底甚至達到一千兩百億美金。
如果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當作分水嶺，在這之前的五十年內台灣與韓國的發展可說是各有千秋；之後台灣就拱手讓出了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寶座；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台灣與韓國都是由政府主導產業走向，民間企業加以配合，這種模式一直運作良好，也分別創造了「台灣奇蹟」和「漢江奇蹟」；但台灣自從解嚴之後社會風氣急速開放，劣質民主造成人民對政府失望，政黨輪替後財經官僚職位多成為選舉酬庸的籌碼，使企業不再信服政府的政策；相對的，韓國企業與人民始終信任自己的政府，即使在金融風暴中，仍然貫徹既定政策。
再者，韓國的集團式企業相對於台灣企業，就像是航空母艦艦隊群對上驅逐艦。驅逐艦活動迅速，但是無法攻城掠地；航空母艦速度較慢，卻可以很有效的執行進攻或固守策略；當前台灣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仰賴的都是一或兩種產品，不但影響力小，也無法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市場；反觀韓國企業的多樣產品線，除了可以互相拉抬，擴大影響力之外，更由於規模龐大，企業得以享有製造與研發上的規模經濟。未來，台灣廠商的品牌之路將更加崎嶇。
最後，政策品質決定了台灣與韓國的優勝劣敗。以近幾年熱門的韓國電影為例，韓國在一九七二年就制定了「文化藝術振興法」，明訂政府必須在資金與技術方面援助文化產業；之後從金泳三總統就有系統地提出對電影業的振興方案，包括以減稅等優惠鼓勵企業拍片、重組韓國電影振興協會（KOFIC）、實施銀幕配額制度、籌辦國際影展，造就了今日韓國電影的榮景；反觀台灣，新聞局的輔導金聊勝於無，根本無法帶動台灣電影工業的發展。
把眼光放到未來：韓國的商業工業及能源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提出「Toward A 2010」計畫，期望在西元二○一○時，韓國成為世界上四大工業強國之一，貿易額增加至美金六千億，內容更包含了從半導體到電子商務發展的指導方針；台灣則是在設立新竹科學園區之後就少有政策上的佳作，雖然新政府提出了「兩兆雙星」、「挑戰2008」、「新十大建設」等方案，也多的讓不了解到底主軸為何。
當韓國上至政府下至企業個人都準備好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內部還在為意識形態爭論不休，政策渾沌不明，企業無所適從；有不知所措的人，更有絕望離開的人。面對芳鄰的虎視眈眈，台灣，已經浪費了好幾年。
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曾是東亞遏止共產勢力擴張兩股最重要的力量；但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經濟利益掛帥，曾經是兄弟之邦的兩國，斷交至今已將近二十年。昨天韓國曾經是熟悉的朋友，今天的韓國是強大的競爭對手，明天的韓國更是最有可能成為繼日本之後亞洲下一個已開發國家。我們擔心的，不是韓國對台灣造成的威脅；而是如果有一天，韓國不再把台灣當作威脅，我們還有什麼地方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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