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以後 @ traffic light

對我而言，2007是個不尋常的一年。

首先，跟A社糾纏多年的孽緣終於在今年做了了結。如果你問當年在政大參加說明會的我，知不知道之後自己也會出國當trainee，我恐怕只會把這當作為了拉新生入社的噱頭（而且還沒啥吸引力）；打死我也不曉得，畢了業、當完兵、開始工作、甚至繳了不少所得稅後，還要玩這種熱血青年人的專屬遊戲。

長達八個月的時間，一個人在國外，現在回想起來，居然完全沒有頭緒，自己到底做了什麼，看了什麼。即使申請學校的文件上寫得天花亂墜，但點開一張張照片後才發現，目前所有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東西，遠不及萬分之一。

寫點微型貸款的事，不曉得是該多處理點我那理想遠大的老闆，他的任勞任怨秘書，還是明明只有二十出頭卻已生養三四個小孩還得負擔家計的婦女；想寫加爾各答，卻發現泰戈爾、德蕾莎修女、Park Street路邊的擦鞋童，還有Howrah Station裡面的警察在腦袋裡互相打架；想寫點大吉嶺、瓦拉那西、Jaipur，卻不曉得在這三段經歷中，我該是個印度人還是外國遊客。八月時，Amanda來West Bengal找我。在從機場回到VSSU的路上，她要我用四個字描述對這段經歷的感想；當下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這四個字，一直留到今天。

這是整件事情裡最麻煩的地方。

為了理清頭緒，也為了實現對朋友的承諾，我打開那八個月隨身攜帶的日記，試圖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線索一：在VSSU旁邊，有一家小雜貨店，傍晚時分我常常去那邊買零食。那裡的店員一看到我，就會自動幫我配好一包「minuetto指定款」；有一次我很好奇為什麼從沒看他離開攤位過；仔細觀察才發現，他有很嚴重的小兒痲痹，但這完全無損他敏捷的動作及臉上的笑容。

線索二：不管在加爾各答的火車站裡，或是瓦拉納西的恆河邊，都可以看到一群群小孩兜售各種小東西，或是貼紙或是明信片，或是我完全看不出有什麼用途的物品。很明顯地，他們從沒上學，當然也不識字，年齡從三四歲到時幾歲都有；我敢打賭這群人在印度絕對不是少數，所以開始懷疑印度政府公佈的超高識字率（八成）是怎麼來的，連帶也對他公佈的其他經濟數字在心裡大打折扣。

線索三：VSSU的餐桌上總是會出現各種有趣的人。今天晚上，是一個曾在citibank工作過，輔導過全印度超過一百個MFI的顧問。我們聊了起來。他問我：

「你在這裡待了那麼久（當時已經快半年了），覺得微型金融的問題是什麼？」

「我告訴你，是教育！」

基礎教育素質太低落，大多數印度人的知識水平跟剛獨立時差不多，經濟活動無法像滾雪球ㄧ樣長大，所以MFI充其量只能當個土霸主，對於整體經濟發展還是愛莫能助。

「不過你們台灣就做得很好，」他補充，「台灣是我們開發中國家的典範呀！」

台灣是開發中國家的典範？聽到這裡，才猛然驚覺：印度跟台灣都是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地地位，歷經家族式的強人領導；可是現在的台灣與印度，相距不可以道里計。

我們在台灣，好像很少想到這些，更沒想到自己可以幫人家什麼。

其他的線索，千頭萬緒，但我一直記得這些。

還是那句話：我不知道。也許這些線索牽連到後面一個更大的主軸，但現在我只能摸索著前進。只不過，在2007年之後，生命中那條道路，一定會由於這些線索而漸漸清晰。

這就是我的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