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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個世界並不完美，你們還是要快樂地長大。」~楊力州~

一場勢均力敵的足球賽進行到最後關頭的PK，年輕的小球員緩緩走到十二碼處，把球擺好位置；守門員調整好姿勢，準備全力擋下。球一踢出去，螢幕突然轉黑，喇叭傳來歡呼與嘆息夾雜的聲音......。

「看到那一幕，心裡面整個揪了起來，急著想知道誰贏誰輸，」輔大影像傳播系講師葉春華，回味劇情時還是意猶未盡。

這是200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奇蹟的夏天」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段。作為台灣第一部以商業管道發行的紀錄片，負責行銷活動與影片發行的山水國際娛樂估計，上映第一週的票房就突破了新台幣一百萬。這已經打破許多商業類國片的票房記錄。

「這部片的感染力超乎想像，」山水國際娛樂行銷經理楊駿閔還記得，當初看了楊力州以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為主角，為NIKE拍攝的二十分鐘廣告短片後，立刻被其中的戲劇張力震攝，才促成這部紀錄片的誕生。

從記錄九二一大地震災後重建的「生命」之後，台灣這幾年出現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紀錄片作品，如「無米樂」、「翻滾吧！男孩」。一向被認為曲高和寡的紀錄片，放映管道不外乎參加影展，或是與特定電影院合作放映；「奇蹟的夏天」卻選擇一般院線片的放映管道，與其他大成本、大製作的商業片硬碰硬競爭。「紀錄片不是拍給導演自己看的！」這部紀錄片的導演楊力州認為，如果紀錄片只能讓「幾個坐在小房間裡盯著小螢幕看」的人感動，影響力將非常有限。因此，他選擇讓自己的作品直接面對大眾市場的考驗。這也是台灣第一次有紀錄片敢作這樣的嘗試。

永遠是一副粗框眼鏡再配上黑色襯衫與牛仔褲的楊力州，是台灣紀錄片界裡一個響亮的名字。從題材選擇到拍攝品質，在楊力州的影片裡，紀錄片不再沈悶艱澀，反而充滿聲光效果，但又能把背後的問題準確傳達出來。

「他開創了台灣紀錄片的新時代，」資深影評人聞天祥說。

楊力州與紀錄片的緣份開始於十二年前。當時楊力州剛退伍，在復興美工教素描。「其他的老師只喜歡成績好的學生，只有他對我們一視同仁，」楊力州當時的學生鍾權回憶，每當素描作業完成後，不論好壞，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台解說自己的作品，「他引導出我們自己的性格。」現在，鍾權自己也進入了紀錄片領域，還加入了2008年北京奧運的紀錄片拍攝團隊。

在教課同時，楊力州也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這群學生。「一開始只想為教學生涯留點紀錄；幾年之後再翻出來看，才發覺很多該拍的都沒拍到。」這部叫做「畢業紀念冊」的處女作，讓楊力州拿到第一屆台北電影節特別獎。直到今天，楊力州仍然跟這群學生保持連絡。

教了兩年書，楊力州決定學拍電影。原本想學的是劇情片，卻誤打誤撞考進台灣第一個專攻紀錄片的台南藝術大學（當時為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我直到去面試才知道他們是要拍紀錄片的，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錄取我，」楊力州笑著說。

這個意外成為楊力州日後投入紀錄片創作的關鍵。

當時的南藝大還在草創時期，楊力州回憶，「學校裡面的老師比學生還多，而外勞又比老師更多；校地大到可以養鴨、種菜，走在校園外面還得隨時注意牛車！」這樣的環境與楊力州生長的台北全然不同，逼得他必須放下身段，適應周遭的一切事物，卻也也豐富了他的生活經驗。在南藝大裡，楊力州一方面接受拍攝紀錄片的正規訓練，另一方面又跟張照堂、吳乙峰等紀錄片前輩朝夕相處；在這些因素交互影響下，楊力州的作品即使是批判社會現象，其中還是帶了點溫厚的關懷。

幾年前，美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來台投資陳國富導演執導的「雙瞳」，同時也請來楊力州拍攝電影的幕後花絮，準備作為影片的行銷之用。然而，楊力州卻觀察到，「工作結束後，台灣的工作人員用台語吆喝大家一起去吃宵夜，可是香港來的人聽不懂，還以為是在罵人。」楊力州把這些有趣的小片段蒐集起來，發展成一部獨立的紀錄片「過境」。楊力州笑稱，「這是我第一部有『卡司』的作品。」

紀錄片完成後，呈現的卻是不同國家製作團隊之間的衝突，以及好萊塢大片廠主導一切的強勢，還引起國內電影界不小的爭議。楊力州自己也不諱言，影片取名「過境」的原因，就是看到「外國資金來台灣投資拍片就像颱風過境，電影拍完人就走了，可是又留下了什麼？」最後，哥倫比亞公司收回「過境」的放映權，才讓風波平息。

「原本要往A做的，最後卻變成B，常常出現『意外』；」認識楊力州至今將近二十年，對他每部作品都十分熟悉的政大廣告系副教授陳文玲觀察，楊力州常常在既定的工作裡發展出全然不同的拍攝計畫，「可是這樣往往才是最棒的。」

除了「過境」，「奇蹟的夏天」也是在這種模式下產生出來的。

在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前夕，NIKE預定推出一系列以足球為主題的形象短片，在台灣就找上楊力州，請他以NIKE贊助的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為對象，為NIKE拍攝一段20分鐘的影片。然而在拍攝期間，楊力州發掘出美崙國中足球隊的輝煌歷史以及球員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才開始拍攝這部紀錄片。

在南藝大受了正統學院派的訓練，楊力州相信紀錄片負有改造社會的使命；但不同於傳統紀錄片的艱澀，「楊力州的電影沒有一部是難懂的，」資深影評人聞天祥說。

談到自己的敘事手法，楊力州比喻，「要呈現一個議題，可以選擇拿起斧頭用力砍下，血花四濺；也可以拿把小刀輕輕一畫，雖然不會皮開肉綻，可是會痛、會發炎，讓你慢慢思考。」

「奇蹟的夏天」正是最好的例子。

整部電影最精彩之處在一場決賽。原本電影該在決賽結束後就畫下句點，但又加入了球員們畢業進入不同學校的遭遇、球隊教練的婚禮、新球員的甄選；在電影的前半段，也提到每個球員家庭的處境以及學校的經費問題，間接反映出這群原住民小球員的困境以及面對未來的徬徨。「當大家在看王建民的時候，知不知道台灣其實也有世界盃足球賽冠軍？可是為什麼我們的冠軍只停留在十五歲？有人關心過這些小球員日後的出路嗎？」在輔大的一場座談會裡，面對整場的學生，態度一向十分溫和的楊力州，語氣裡出現了難得的激動。

「電影的主線就是那場球賽；可是其他的支線，像是原住民的教養問題、我們的體育政策，才是導演想要傳達的關鍵議題，」聞天祥認為。

另一個讓楊力州的紀錄片好看的原因，在於他對美學的堅持。

楊力州認為，「很多紀錄片工作者都覺得『拍到』比『拍好』更重要；可是對我來說，紀錄片也能拍得很好看。」在這樣的堅持下，他曾為了拍攝一場比賽就動用了三部攝影機同時作業；而電影後續的配音，還特地請來國際級的配音大師杜篤之操刀。由於最後影片的聲光效果，與一般商業片幾乎不相上下，許多觀眾是看完電影後，才發現原來這是一部紀錄片。

楊力州的父親是一名畫家，所以他也帶有繪畫的家學淵源。「小時候別人還在拿彩色筆畫畫時，我已經會用碳筆了，」楊力州回憶。之後一路在復興美工、輔大應用美術系求學，也都是在美學領域的持續精進。即使後來改拍紀錄片，早期的基礎讓他更加講究電影的美感，也讓他的作品更加容易地被接受。

對楊力州非常熟悉的聞天祥還觀察到，「他個性很誠懇，又會說故事，很容易讓人放心。」

「有朋友說，我的外型沒特色，也沒有威脅性，才能讓人信任。」說完以後，楊力州自己哈哈大笑。

「紀錄片導演的兩隻手，」楊力州透露他贏得信任的方法，「右手要拿住攝影機好好拍攝，而左手應該拍拍被攝者的肩膀，幫他們加油打氣。」紀錄片沒有演員，更沒有劇本，拍攝者與被攝者要互相信任才能讓拍攝工作順利進行。拍攝「奇蹟的夏天」時，另一位導演兼攝影張榮吉，就搬進球隊的宿舍跟小球員一起生活，才讓他們逐漸習慣面對鏡頭；而楊力州更曾經出馬調解過去拍攝對象的婚姻危機，「因為後來都變成好朋友了嘛！」楊力州說。

進入楊力州位於台北縣中和的工作室，小小的空間裡塞滿攝影器材、剪接設備、電影宣傳品，還有過去作品的海報。這個工作室有個耐人尋味的名字：後場。

「紀錄片工作者就像布袋戲或歌仔戲的後場；」楊力州解釋名字的來源，「重要的是讓前面舞台演出一場好戲，我們敲鑼打鼓就好。」也因此，在「奇蹟的夏天」宣傳活動裡，楊力州永遠站在人群的最角落，還不時提醒攝影記者，「別拍我了，多拍這些小朋友，他們才是主角。」

金馬獎公佈入圍名單前，楊力州曾提到他對得獎的看法。「得不得獎對我其實還好；可是我希望入圍，這樣小球員們就可以來台北走星光大道。」

從「畢業紀念冊」到「奇蹟的夏天」，累積了超過十年的拍片資歷，楊力州早已在電影界闖出名號。不但從影展「入圍者」變成「評審」（去年一口氣擔任金馬、金鐘、金曲三大獎項的評審），許多廣告主也指定要跟他合作，更不乏金主親自上門請他執導商業片；但在「奇蹟的夏天」宣傳期間，楊力州依然親自跑遍台灣南北每一場座談會，也總是用心回答觀眾的每一個問題，希望把觀眾帶進電影院。面對商業電影的邀約，他只是笑了笑，「我很清楚我喜歡拍的是紀錄片。」

他對台灣的電影環境有更大的期許，尤其是較少被注意的紀錄片。

「紀錄片工作者其實也是勞工，」身兼台灣紀錄片發展協會理事長，楊力州自然也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代言人，帶頭向政府爭取勞健保以及制定工作契約。「他自己不缺這些；他都是在為別人做。」「奇蹟的夏天」另一位導演，也是楊力州在復興美工時期的學生之一的張榮吉觀察。

為「奇蹟的夏天」配音的杜篤之，在配音工作完成後對楊力州說，「你們把台灣的紀錄片帶到了另一個高度。」

杜篤之這句話，以及2006年底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座，為楊力州十多年的對紀錄片的投入與堅持，下了最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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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半年多前寫的舊文，可惜陰錯陽差，最後沒有刊出來；要是金馬獎早幾個星期頒，也許這篇就有上稿的機會。

幾天前鍾權寄了Cheers訪問他的照片檔，不管內容如何，也算是了了新流浪者之歌的唯一缺憾；忽然想起這篇藏在硬碟中的稿子，於是又翻出來，重新潤了一遍。貼出來，不只是給楊導，也是給自己一個交代。